在德国的博士后研究

1980年岁末，在虹桥机场亲朋好友的叮咛送别声中，我独自一人走上了远赴联邦德国的旅途，那年我己四十五岁。登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面对金发碧眼的航空小姐，我终于意识到，我已离开了祖国，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一、孤独的中国人
      在波恩中国大使馆经过几天短暂的停留之后，我乘上火车去位于伊塞隆的歌德学院报到。洪堡基金会为我安排了4个月的德语集中学习。伊塞隆是鲁尔区的一个小城，离波鸿和多特蒙德不远。城中教堂旁有一个广场，附近有一条步行街，集中了全城主要的商店，过去是该城的主要街道。一条不长的环城路使人们想起已经拆除的老城墙所包围的小小城堡。
      我被安排住在一户姓布隆斯维克(Brunswicker)的家里。布隆斯维克先生已70多岁，是城里一家药房的店主，已退休。店由大儿子经管着。房东太太60出头，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同住，我也跟着叫她外婆(Oma)。我住在三楼原来房东儿子的两间房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起居室。
      欧洲的冬夜很长，我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听着教堂的钟声起床去学校吃早餐，然后是紧张的学习。中午去广场的食品摊上买热狗面包或炸鱼面包当午餐。下午再去学校听录音带。晚饭回家自己简单做一下，也就是荷包蛋和煎火腿或蛋炒饭，再加袋装泡开的汤或饮料。晚饭后还有许多作业要做，直到深夜。
      周六上午去城里商店买点一周的食物，中午就去广场边唯一的一家中国饭店打打“牙祭”，调剂一下。小饭店有两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一个厨师，一个跑堂，只会说广东话，讲不了普通话。他
们见这里来了一个中国人，招待非常热情。整个伊塞隆，我是唯一从中国内地来的客人，堪称一个孤独的中国人。
      在伊塞隆学习期间遇到了传统的狂欢节。已经在鲁尔大学进修的同济人约我一起去科隆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我们一早就乘车来到这座欧洲名城，一出车站就被科隆大教堂的气势所征服。据说二战时科隆遭美军轰炸，被夷为平地，在一片废墟中的大教堂是特意被保护下来的唯一幸存者。我们占据好有利的位置，手持新买的照相机，激动万分地拍下了几十幅狂欢节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

二、波鸿鲁尔大学土木系
      洪堡研究奖学金是一个层次较高的博士后奖学金。它为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各国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个从事前沿课题的科研条件。
      4个月紧张的德语学习结束后，我按计划来到了波鸿鲁尔大学土木系，在克莱茨希(Kratzig）教授主持的结构工程研究所结构力学教研室内开始了博士后性质的学习和工作。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门上挂上了“客座教授项海帆先生”的牌子。研究方向是事先定好的——斜拉桥的抗震。克莱茨希教授指定他的助手，从希腊来的梅思柯里斯博士(Dr.Meskouris)与我合作。他也来自一个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并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思想。当时他正在攻读第二个任教博士学位，德文叫Habilitation，以后打算回雅典当教授，报效祖国。
      当时中国还在使用以纸带穿孔输人的计算机。这里的机房则已经都是键盘式终端的大型计算机了，并采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DRAIN动力分析软件系统和他们自己开发的模块拼装式软件系统。
      刚送到的新期刊先在每一个办公室里供人轮流翻阅，感兴趣的文章可以立刻复印下来，十分及时和便捷。每周五有一个两小时的研讨会，交流自己的科研成果或请外面的专家作报告，并且鼓励用英语作报告和讨论，大家都踊跃参加，已形成习惯。在这种学术气氛、设备和信息的环境中，科研的效率很高。一般半年就可以出成果，写好论文和报告，然后集体出去度假放松一下。一年有两次休假(Uda吐)，由室里出钱。冬天去南方晒太阳或上山滑雪；夏天则去北海海滨。大家带着家属孩子，交流感情，十分融洽和谐。
      我在和德国教授家庭的交往中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教育制度。德国孩子6岁进小学接受4年基础教育。毕业后开始分流，一半进人9年制的文理中学(Gymnasium)，另一半进人6年制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普通学校(Hauptschule)。前者重理论和科学知识，为今后上大学做准备；实科中学则重视实践；而普通学校更强调手艺训练，为毕业后进入各种职业学校或工厂作准备。从实科中学出来的毕业生，少数成绩优秀者，经过补修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理科中学的毕业生经过第9年的毕业考试(Abitur)就自动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学生只需填报几个学校，按成绩高低录取。为了避免因青少年过早分流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德国有的地区试行一种综合学校制度，让学生在5一10年级中逐渐分流，最后留下部分学生继续完成相当于理科中学11一13年级的3年高中学习阶段，为升入大学作准备。德国的大学入学率很高，但宽进严出。以鲁尔大学土木系为例，每年入学有400人，但只有一半能够通过二年级的前期考试进入后期，能按期顺利毕业的只剩120人。不少人需要延长学习时间才能毕业。德国大学的高淘汰率保证了特许工程师(Dipl.-lng.)学位的高质量。由此可见，德国的教育制度是宝塔型的，与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相适应。他们不仅培养出高水平的科学家，而且也培养出许多手艺高超的技工和各种职业的能人。所有的技工与技师都由职业学校培训取得执照后才能开业。据说一个高级的工厂技师和一般教授的工资相差并不多，都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我很欣赏这种严谨求实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摇篮。

三、洪堡学者聚会和环篇旅行
      在德国朝间，洪堡基金会安排了两次聚会：一次是去首都波恩总部，由总统在官邸接见我们，并乘船沿莱茵河游览；另一次是在德国最南端博登湖(Bodensee)的康斯坦茨(Konstanz )大学举行年
会，让来自世界各地洪堡学者按学科相聚交谈。这种活动为今后的合作交流和建立友谊创造了有利条件。还有一次为洪堡学者织的环德旅行，则是让我们了解德国的历史和民俗。三周时间访问了十多座城市，安排得十分周到和细心。每到一地，常有市长出面接见，说明洪堡基金会在德国的地位和德国市长们对科学与知识的尊重。
      在这些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访问波恩的贝多芬故居和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出了许多大哲学家和大音乐家。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全世界赢得了尊敬。贝多芬和马克思身上我感受到了两位圣哲的伟大胸怀和坚强意志。他们的英雄品格和对人类平等、民主的追求是我心中的丰碑，我十分崇敬他们。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我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和对人生的信念。
      德意志民族也经历了全民族蒙受耻辱的纳粹年代。希特勒的野蛮暴行使他们深感羞愧。我在波鸿的第二个房东施莱柏(SCHREIBER)博士是一位牙医。他和老伴年轻时都是纳粹党员。两个兄弟都在二战中阵亡了。他作为军队的牙医才幸存下来。他们和我讲起年轻时的冲动，以为希特勒能够把德国从一战的失败中拯救出来。但当希特勒开始迫害犹太人时，他们开始醒悟，并曾帮助犹太邻居逃脱纳粹冲锋队的追捕。当我听说德国的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于1970年12月7日在波兰抵抗运动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请求宽恕时，我深深感到能够为自己国家过去的劣行真诚忏悔的民族是一个成熟的、有责任感的民族。与德国相比，日本许多政府大臣对二战时的侵略罪行仍在遮遮掩掩，像个懦夫，没有这种面对历史事实，敢于承认错误，并自责的精神。
      德国的管理水平也是全世界闻名的，严格的税务制度使他们有足够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安、市政、教育和失业救济的开支，保证社会的安全和有序。德国的公共交通十分发达，城市公交和铁路虽然亏本经营，但依靠国家补贴仍维持着便捷的运营，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铁路的口号是每小时有一班快车可以通往任何目的地(Jede Stunde，Jedes Ziel）。因为等候的时间不足一小时，人们只要去车站买票上车就可以了，而不必去计划坐哪一个班次。德国产品质量第一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各行各业。“Made in Germany”就代表优质。商店服务也是信誉第一。商品有问题，保退保换，还要向顾客道歉，使你感到放心。
     四、我也成了足球迷
      德国是足球强国，全国有许多不同等级的职业和业余足球队。每个周六下午是甲级队联赛日，也是球迷的节日，火车和电车满载着球迷。他们有的穿着球服，有的围着带有俱乐部标志的围巾，奔向郊外的足球场。我在伊塞隆时结识了一位自行车店铺的店主，叫马里奥?苏波特卡(Mario Subotka)。他曾是全德自行车赛的冠军，并代表德国队参加过环法和环意大利的比赛。他知道我来自自行车王国，便问了我不少问题。按照德国的法律，16岁可以开摩托车，18岁可以驾驶汽车，小于16岁的中小学生大都有一辆自行车用于健身、串门或郊游。
      马里奥不仅是一个业余的足球队员，而且是多特蒙德甲级队的球迷。他曾邀请我看了两次球赛。周六下午他开汽车来接我。到了多特蒙德足球场，附近车场上有上千辆小汽车，十分壮观。进人场内，两边的球迷席上挥舞着各自的队旗，此起彼伏地唱着各自的队歌，成了一片狂欢的海洋。比赛中，我也跟着时而起立，时而坐下，形成了一个波动着的人浪，心情也跟着激动起来，真切地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
      我的房东老太太也是一个足球迷，周六下午常邀请我去客看足球比赛的实况转播，看大屏幕的彩电十分过瘾。她特别赞赏鲁梅尼格的球技，说他是在用脑子踢球，评球来十分内行。
    1982年春天，德国国家队在出征西班牙世界杯前，在受德国电视一台的邀请集体接受采访的节目中，大家都表达了自己入选国家队的豪迈心情和争取夺冠的决心。最后全体队员高唱德国国歌。当镜头扫过每位队员的面孔时，我看到了他们眼中闪烁的泪花。我当时就想，在国家没有消亡以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都要代表自己的国家，为国争光，这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感情。
      生活在足球强国一年多的时间里，感受到职业足球的激烈竞争气氛。在德国足球运动员身上也体现出日耳曼民族顽强和坚韧的性格。他们常常能在先失球的情况下，团结奋战，直到反败为胜。我想，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留德生活已过去快20年了。对我的一生，那是一段难忘的重要经历，使我的才学、胆识、眼界、外语能力都有了飞跃，特别是对德国的严谨求实，精准和团队精神有了真切的体会。德国民族之所以人才辈出，产品优良，信誉卓著，是因为他们在教育、法律、税务、管理、科学创新、社会保障等等方面早已有了十分成熟的制度和章法，这也正是中国所欠缺的。
      在德国一年多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如何组织一个学术梯队的管理方法，为我在1986年建立土木工程防灾国家实验室，进而在1987年抓住了上海南浦大桥建设的机遇，向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写信陈言，力争自主设计，终于使中国的桥梁工程界有了重大的进步，在国际桥梁界赢得了地位。我也在李国豪教授的领导下，解决了大桥的抗风研究和风洞试验课题，通过了亚行外国专家的严格审查，为祖国争了光。
      我深切感到，改革开放的中国更需要呼唤民族自尊、自爱和自强的精神。解放后，许多老一辈留学人员在周总理的召唤下毅然回国效力，为新中国建立起最初的工业和科学研究体制。今天，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机遇面前，我们更需要大批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留学人员回国报效国家，建立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的民族工业和科技产业。我们要通过不断创新来尽快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中国的真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

项海帆，杭州市人，1935年生，1957年同济大学桥梁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有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国内外重要学术职务十余个，多次获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