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中国移民已达3500万 涨价挡不住移民潮
金融危机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移民国家普遍资金缺乏、经济复苏乏力。它们更想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移民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门生意，与企业经营一样，只要市场定位准，就能吸引客户，就能盈利。”
43岁的齐一(化名)，正在办理加拿大投资移民的漫长等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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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一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咨询企业的老总。他说，身边的朋友基本都移民去加拿大了，他去那边后也会有一个熟悉的圈子。“这是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后很自然的人生选择。”
他是幸运的。从去年四五月间开始申请，如今已经收到了档案号。这意味着，他赶上了加拿大移民新政实施之前的“便宜时光”。
12月1日，是加拿大正式施行移民新政的日子。按照新规，投资移民申请者的净资产从80万加元(约520万人民币)提高到160万加元(约1040万人民币)，在加拿大的投资额从40万加元(约260万人民币)提高到80万加元(约520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今年6月宣布了新政的要求。“这挤爆了加拿大使馆的门，”济南一家主要从事加拿大移民的中介机构工作人员说，“消息出台当天加拿大使馆门口挤满了各地中介人员，大家都在帮客户排队，希望赶上旧政策的末班车，原来一年的额度，当天就被突破了。大使馆迫于压力关闭了申请通道。”
澳大利亚的“门槛”涨到五百万
在北京，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幽默而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北京的房价，让在这座城市拥有房产的老百姓，理论上都具备投资移民的资产条件。“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增加了几倍，每年投资移民配额却不变，移民市场自然就成了卖方市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截至2007年，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已达到3500万人，约占国际移民总人数的18.3%。
面对潮涌而来的中国精英们，主要移民国用钱做第一道筛子，纷纷提高移民门槛。
早在今年4月19日，澳大利亚已经率先实施了新移民法案，新法案中除了对163A类———股东类别有所调整外，还提高了160类、161类移民的资产要求———家庭净资产由原先的50万澳币(约327万人民币)提高到80万澳币(约523万人民币)；163A类、164类移民的全家净资产要求由原来的25万澳币(约163万人民币)调高为50万澳币(约327万人民币)。同时，还对申请人所在公司的类别、年营业额、股份比例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
今年9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公布了投资移民的新标准，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新规，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约768万人民币)提高到250万新元(约1280万人民币)。对于拥有创业及经商经验的申请者来说，其公司主营业额的门槛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约5120万人民币)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约1.5亿人民币)；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平均额也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约5120万人民币)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约1.5亿人民币)。
出国咨询机构———北京鑫豪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杜谦说，这些国家移民价格的上涨，对于中介来说是一个早有预期的事情，实际上加拿大和澳洲移民要涨价的传言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相对于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移民政策都比较宽松，价格也不高。”
“加拿大投资移民的资金要求10年来都没有增加过，这已经远远不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Kenney)如此解释自己国家提高移民资金门槛的原因。
杜谦认为，康尼的潜台词暗指中国。
在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满足投资移民条件并且有移民愿望的人越来越多。在北京，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幽默而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北京高烧不退的房价，让在这座城市拥有房产的老百姓，理论上都具备投资移民的资产条件。
据透露，加拿大移民局之前积压的个案数，几乎是明年移民配额的20倍之多。“这些移民申请人，主要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很多人通过股票和房产，轻而易举就能达到80万加币的资产要求。”杜谦说。
“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增加了几倍，每年投资移民配额却不变，移民市场自然就成了卖方市场。”环球投资移民公司资深顾问杨芳说。
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移民国普遍资金缺乏、经济复苏乏力。它们更想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加拿大移民部预计投资金额提高后，吸纳移民给加拿大带来的经济利益将高达6亿加元(约39亿人民币)，每名投资移民带来的净经济利益高达59229加元(约38.5万人民币)，每年引进的投资资本将达8900万加元(约5785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相比于旧政增加了许多。
此次投资移民门槛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额的同时，吸引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申请人。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众多投资移民中，能够长期居住，并且参与本地经济活动的比例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吸纳投资移民的预期目的。
对此，康尼也直言不讳：“新移民投资计划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加拿大的经济，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澳大利亚移民新政中，除了提高资金门槛，还包括取消针对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163B类移民。这是因为澳洲政府通过调研发现，这些高管通过投资移民来境后，创业意向并不高，很多人选择就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的就业。
各国调整移民政策的时间点均选在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对此，杜谦分析说，因为金融危机期间各个国家都希望保持移民政策的稳定，如果当时改变政策，对那时低迷的移民市场来说是更大的打击。
这不过是一项“家庭巨额消费”
业内人士认为，移民新政不会影响中国人的移民热潮。“在业内，我们更愿意把移民看作是家庭的巨额消费。在消费方面，都有买涨不买跌的跟风心态。”杜谦说。
齐一赶上了低价移民时代的末班车，却要以更漫长的等待为代价。
因为新政有可能延长旧的申请单的处理时间。“加拿大需要快速获得资金，因此新政后的新申请可能会比旧的积压案件更优先办理。”上述济南加拿大移民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说。
出国咨询机构———迈斯林集团CEO李旭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表示，在加拿大移民新政实施后，新案将按照与老案2：1的比例优先处理。也就是说，处理两个新案，再处理一个老案。
“这意味着旧的申请可能会更遥遥无期，拖上5年也有可能。”齐一说。
对于齐一来说，钱不是太大的问题，时间成本却比较可惜。他原先的计划是让如今正在读初中的孩子去加拿大念高中。现在看来这个蓝图或许需要调整。
不过，目前齐一的心态已经放得很平和，或者说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些都是不可控的，慢慢等吧，如果办下来就走，办不下来就选择其他方式，比如让孩子先以留学的方式过去。”
来自福建的张铭(化名)的未来也被加拿大移民新政影响了。
加拿大酝酿实施移民新政的时候，她正在准备申请办理技术移民。她在福建当地一家银行拥有5年工作经验，原本认为自己胜算很高。
但6月26日颁布的移民新政，不仅提高了投资移民的资金门槛，还对技术移民的职业范围做出了调整，由此前的38类职业缩减到29类，会计和金融已经不符合技术移民的吸纳工种。
张铭只得转而考虑投资移民，但新政后的价格却比往日上涨了一倍。
杨芳表示，自从新政颁布之后，加拿大移民从火爆趋于平缓。整个行业里移民澳洲的业务也下降了很多，大约有40%的客户流失。
但业内人士都认为，移民新政不会影响中国人的移民热潮。“在业内，我们更愿意把移民看作是家庭的巨额消费。在消费方面，都有买涨不买跌的跟风心态。”杜谦说。
“移民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门生意，与企业经营一样，只要市场定位准，就能吸引客户，就能盈利。”
传统的移民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纷纷提高门槛后，一些人也会转而把目光投向其他国家。
张铭说，自己周围申请去美国的也非常多。
“最近美国的竞争力确实很强，首先它的投资金额没有上涨，仍然是50万美金；其次，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反而增加了200多个，很多都是投资安全系数高、回报率高的项目。以前大家不愿意去美国，是因为觉得风险比较大，不像加拿大，项目都有政府担保。”李旭说。
根据李旭的观察，不仅是美国，还有欧盟一些小的成员国都成为了中国新投资移民者的新目标。
比如说欧洲南部的小岛国马耳他，被誉为进入欧盟的绿色通道。它的竞争力在于投资金额低，几万人民币就能搞定，申请下来的护照在欧盟通行，十分方便。
北京华西葡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主要从事西班牙语系投资移民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拉丁美洲国家中阿根廷和巴西比较火爆，因为那里中国人比较多，做生意容易赚钱，近两年因为去的人多了，价格也涨起来了。
据介绍，目前8万人民币中介费可以办下阿根廷的留学项目，留学半年后可申请移民；投资移民需要中介费用至少15万元人民币，投资资产至少10万美元。
涨价也挡不住移民潮
张铭选择移民道路则是出于另外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国外良好的福利和性价比相对合理的生活成本。“在全球国家中，中国的生活指标是最高的，付出的成本和所获得的福利回报不成正比。”
“办移民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不激动，也不抵触，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齐一说。
李旭给新旧投资移民者素描了两张画像，迥然不同。
新旧两个群体以时间划分，李旭的概念是十年。
新世纪之前的旧投资移民者，属于稀有人群；有过在国外居住的经历；自我感觉非常有钱；移民之前会反复考虑，离开中国，舍弃国内现有的东西到底值得不值得；移民资产结构多为现金；学历则良莠不齐。
新世纪之后的新投资移民者，可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一定去过所要移民的国家；不一定感觉自己是个有钱人；出去是为了拓宽生活空间，而不是换一个生活空间；仍以生意人为主，但是范围扩大到小超市老板或理发店店主；移民资产结构中房产的比例高达3/4，房产多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没有多少现金；学历越来越高。
在新的投资移民群体中，很多人“移出去”的目的与齐一一样———为了子女的未来。“最起码不是应试教育。”齐一说。如果移民成功，齐一会让孩子在加拿大上学，夫人过去陪读，自己则不一定长期居住，而是大部分时间留在中国继续打拼事业。等孩子适应了加拿大的环境，“移民监”也坐满了，妻子可能就会回中国。
张铭选择移民道路则是出于另外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国外良好的福利和性价比相对合理的生活成本。“在全球国家中，中国的生活指标是最高的，付出的成本和所获得的福利回报不成正比。”张铭说。
对此林静也有同感。在法国留学时，她需要租房子，只要手续齐全，法国可以报销30%的费用，“也就是说花400欧元，就有120欧元可以交给政府报销，这在国内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呢。”
为什么移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即便是涨价也阻挡不住?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