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司马贺|世界唯一诺贝尔奖图灵奖人工智能终生成就奖得主

　　司马贺（Herbert Alexander Simon，赫伯特·西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教授，他是唯一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及世界人工智能终生成就奖的科学家。他是如何做到的？知识人网小编将Israel Plan（以色列计划）的这篇文章推荐给大家。

　　司马贺是人工智能之父，也是认知心理学、符号学、经济管理等数十个学科的先驱和巨匠。他是唯一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图灵奖及世界人工智能终生成就奖的科学家。他用30年时间把一所三流大学提升为全球前30的大学。中国是他去过次数最多的外国，70多岁开始学中文并成为首届中科院外籍院士。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是一个与圣诞节有奇妙渊源的犹太人。

　　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他对全人类的贡献，读完全文，我们会了解他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和图灵奖并9个博士学位的，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个人品质。

非凡的成就

　　从政治系主任到人工智能之父

　　司马贺（Herbert Alexander Simon，赫伯特·西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教授，他不但通晓数十个领域，他的许多杰出贡献至今影响了世界，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应用数学、人工智能、符号学、博弈论等诸多领域，并在他所致力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获得了世界级的最高殊荣。

　　司马贺不仅是一个触类旁通的天才，而且是创新创造的思想巨人，他是现代许多重要学术领域的先驱，如人工智能、信息处理语言、决策原理、组织行为学、认知心理学、符号信息、复杂系统等，他在许多领域带来了人类首创。

　　司马贺1936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专业，1939年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做研究工作，负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研究地方政府管理的项目。这期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是关于组织如何决策的研究。这一论文成为其代表作《管理行为》的原型。1943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教，在那里工作了7年，还担任过政治系主任。

　　1953年司马贺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75年获得图灵奖，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3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在被授予诺贝尔奖时，诺奖委员会对司马贺的评价是：他的科学成就远远超出了其担任教授的学科。卡耐基梅隆大学校长贾里德·科恩曾说：“世界上很少有科学家和学者像西蒙那样在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1956年夏天，11名来自数学、心理学、神经学、计算机科学与电气工程等各种领域的学者聚集在达特茅斯学院，参会者包括麦卡锡、明斯基、香侬、司马贺、纽厄尔等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先驱，他们讨论了如何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并根据麦卡锡（也是一名赫赫有名的犹太教授）的建议，正式把这一学科领域命名为“人工智能”。

　　司马贺是这个历史性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和学生兼同事纽厄尔带到会议上的“逻辑理论家”是当时唯一可以工作的人工智能软件，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与关注。司马贺、纽厄尔以及达特茅斯会议的发起人麦卡锡和明斯基被公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奠基人，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

　　司马贺对人工智能的贡献远非概念层面

　　司马贺把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相结合产生了人工智能这一新学科，他和他的学生和同事共同创建了信息处理语言，开辟了从信息处理角度研究人类思维的方向，推动了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因此他被授予图灵奖。

　　司马贺对人工智能的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符号主义，这在后来演变为符号主义学派。他认为知识的基本元素是符号，最原始的符号就是物理客体。智能的基础依赖于知识和经验，研究方法则是用计算机软件和心理学方法进行宏观上的人脑功能的模拟。司马贺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把人脑看成一个实现信息处理目的的物理符号系统来表现智能行为，这也成为传统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

　　在符号主义的基础上，司马贺等又进一步提出了纯认知系统模型，在原有物理符号系统上增加了情感、认知等人类思维特有的影响因素，司马贺还提出了组块理论, 类比搭积木的方式将零散的构件组成有意义的信息加工单元，来模拟人类思维对信息进行组织或再编码的过程，这一理论在今天的自然语言处理中仍有应用。

　　司马贺教授对人工智能的另一个贡献是开创了决策理论，这也是司马贺对经济管理学的主要贡献之一，他甚至在19岁的时候就做出了研究“决策理论”的决定。当决策理论被创新性地应用在了人工智能中时，司马贺提出了“决策是管理”的核心论断，用数学方式定义了决策的三个阶段——信息活动、设计活动、选择和审验活动。他提出了基于“满意度”而非“最优化”的决策模型，并把决策类型划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种。

　　司马贺的决策制定过程包括三个主要阶段：①收集制定决策的依据和情报；②制定可能的行动备选方案；③根据当前情况和对未来的发展预测，从备选方案中选定一个方案。最后，对已选择方案及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司马贺对人工智能的第三个贡献是提出了学习模型，至今仍然是应用最广的也是最简单的学习模型。司马贺对学习给出了一个简单定义：如果一个系统能够通过执行某种过程而改进它的性能，这就是学习。在此基础上，司马贺领导研究了多个知识发现系统，力求从长期积累的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实验数据中，重新发现隐藏的科学定理。这样的学习模型在今天的地球物理学、生物信息学、乃至大数据的处理与价值挖掘中都存在潜在的应用价值。这直接对后来的机器学习、大数据应用和产品迭代开发方法产生了影响。

　　他提出的逻辑分析理论为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活动提供了具体的帮助，同时他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建立起决策理论，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除了理论贡献之外，司马贺还领导开发了人工智能的一系列实际产品，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和通用问题求解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逻辑理论家由司马贺和他的学生纽厄尔在一个圣诞节假期共同发明的，通过问题分解和代入的方式来实现机器对数学定理的证明，是数学机械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通用问题求解器则利用“手段-目的”式的分析方法进行启发式搜索，通过类比对问题进行聚类，进而提出解决方案。这一算法最终进化为认知领域熟知的SOAR系统。

　　甚至在产品的设计和发明中，司马贺也做出了贡献。在开发通用问题求解器的过程中，他与纽厄尔和克里夫（Cliff Shaw）共同发明了信息处理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是最早的AI程序设计语言，该语言首次引入了与人工智能和现代编程语言密切相关的表处理结构。这种结构也为后来的其他高级编程语言——诸如C，C++，Java等——奠定了基础。

　　司马贺非常注重活学活用，因为他的爱好广泛且跨学科知识渊博，他甚至用计算机作曲和作画，1966年，司马贺与同事开发了最早的下棋程序之一MATER。

　　他曾在1957年预言十年内电脑可以击败人类冠军棋手，但并未实现。他在1965年再度预言这个目标在20年内可以实现，20年后，计算机的进步却再次让司马贺失望。在此期间还有两个顶尖的犹太计算机专家打了个有名的赌，1968年的国际象棋大师大卫·利未和麦卡锡（即上文提到的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大会发起人）打赌十年内机器不可能赢他，结果1978年电脑不敌大卫，麦卡锡输了1250英镑。直到1996年，IBM深蓝电脑才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司马贺总算在有生之年见到了自己的预言成真。

司马贺对教育的贡献

　　他把卡耐基梅隆大学从三流院校提高到顶尖学府

　　1933 年，当他准备进入芝加哥大学时，他已经有了大致的职业方向，他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与使“硬”科学如此辉煌成功的相同的严谨性和相同的数学基础。他准备自己成为一名数学社会科学家。

　　上大学时，司马贺就对市游乐处的组织管理工作进行过调查研究，这项研究激发了他对行政管理人员如何进行决策这一问题的兴趣，这个课题从此成为他一生事业中的焦点。1936年从芝加哥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到国际城市管理者协会ICMA工作，很快成为用数学方法衡量城市公用事业效率的专家。在那里，他第一次用上了计算机，对计算机的兴趣和实践经验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马贺194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了几年政治学，1949年加入当时不太知名的卡耐基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前身），在其工业研究院任教。当时的卡耐基梅隆校长知道司马贺是管理决策的大师，于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司马贺说“你能否用30年的时间，让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名校？”，司马贺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搞计算机！”结果不到3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就进入了世界高校排行榜前30位，也成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对该校的商学院、社会学院、心理学院和计算机学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因此，司马贺也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1967年，卡耐基理工学院改名为卡耐基梅隆大学。1968年，司马贺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1975年 他和纽厄尔因为在人工智能、人类心里识别和表处理等方面进行的基础研究，荣获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1978年，司马贺因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过程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年，在国际人工智能会议上被授予终身荣誉奖。

　　他获得的奖项远不止上面这些，据不完全统计，还包括：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9年），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奖（1976年），美国管理科学院学术贡献奖（1983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麦迪逊奖（1984年），美国总统科学奖（1986年），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心理科学终身成就奖（1988年），美国运筹学学会和管理科学研究院冯·诺伊曼奖（1988年），美国公共管理学会沃尔多奖（1995年）。

　　他还获得了包括芝哈佛大学、耶路大学在内的9所大学的博士学位。司马贺一直很欣赏这些所取得荣誉，但他坚持认为荣誉对他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真正珍惜的事情是做他的教授工作。

　　数学是司马贺最常使用的思维语言

　　司马贺在他所研究的诸多学科中，对数学极为重视。他喜欢引用傅立叶的颂歌来赞美数学：数学就像自然本身一样无所不在；它界定了所有能够察觉到的关系，测度了时间、空间、力……它的主要优点是明确；它没有表达混乱概念的符号。它汇聚了最广泛的现象，并且发现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潜在的类比关系。它似乎是人类精神的功能，目的是弥补生命的短暂和感官的缺陷。

　　数学是司马贺最常使用的思维语言，在解决问题时，他不用词语思考，而是用抽象符合来思考，或是图画或图表。数学不只是测量和验证通过其他方式形成概念的工具，更是产生新观念的工具，司马贺说，这种数学虽相对不精确、不严谨，但有启发意义。通过数学，司马贺发现，不只是数学，而应将所有学科应该视作工具来发现和解决问题。这一发现大大拓展司马贺解决问题的能力。

　　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

　　司马贺平时关注的问题几乎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不同学科中交叉学习找答案，他将学科视为工具箱。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来自不同领域，从统计学到社会学，从经济学到心理学。每当需要新的工具时，比如一种编程语言，但又无法现成获得，他就会自己发明。如果他作出了一个假设，他会将其形式化、精致化，并检验其局限性。在习得学科知识之后，他总是专注推断出普遍性结论，考察这些工具对其他情形的的价值的适用性，再回头来解决实际问题。

　　原本建议卡耐基梅隆大学只搞计算机的司马贺却游刃于各大院系之间，教授各类他有过研究的各类学科，他不到30岁就已经能够教授宪法学、城市规划、地缘政治学、统计学、经济学、运筹学、政治史等众多课程。他教过的课程还包括计算机、人工科学、认知科学、经济管理、信息科学，甚至还有法国大革命，他是当之无愧的跨学科之王。

　　在司马贺看来，一个优秀的人必须学会使用学科工具来处理综合问题，一个运行良好的研究团队应该是跨学科的。

　　司马贺著作丰富，出版专著有27本，发表上千篇论文，一些作品早年已被翻译成中文。他的论文被引用超过百万次，也是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

　　关于科学和教育，司马贺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 Learn or creative？”（是学习还是创造？），这个问题也值得整个教育界去思考。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在“我的中国”的时间比其他外国都多

　　司马贺这个名字据说是他的中国朋友起的，可以说起得极好，与英文名Herbert Simon相得益彰，司马在中国常让人与智慧名人联想起来，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的感情。他70多岁开始学习中文，曾将中国称为“我的中国”，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十次到访中国，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外国都要多，总计大约有一年之长。

　　司马贺是中美友好和学术交流最早一代的美国科学家之一，并担任过中美科技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1972年，在中美乒乓外交之后，他作为美国计算机科学代表团成员首次受邀访问中国，该代表团有6名成员及其配偶，其中至少一半是犹太人，包括首届图灵奖得主艾伦（Alan Perlis），艾伦当时是普渡大学及卡耐基梅隆大学首任计算机系主任。

司马贺与艾伦在与中国计算专家使用算盘

　　司马贺此行作为计算机科学专家，却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也被邀请作为心理所名誉研究员，司马贺与中国科研人员合作开展了一些研究，其中关于中国人使用汉字的短时记忆研究，更是开创了基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汉字加工的心理语言学先河。

　　1983年，司马贺教授在时任心理所副所长的荆其诚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张厚粲先生的口译协助下，在北京大学成功地举办了认知心理学讲座。

　　他在1983年的这次讲座中引用了很难翻译的“刚柔密大”（出自周易，意为见微知著以小博大），出自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的一个题匾，他以此来阐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色：“让我来讲管理学，本来还是要讲一下的，可昨天我到了避暑山庄，看到乾隆皇帝‘四知书屋’中“刚柔密大”四个字，就不好讲了。你们的皇帝用‘刚柔密大’这四个字管理国家，我认为这四个字就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管理的百科全书；不仅是中国管理学的灵魂，还是世界管理学的典范。不管是管理国家、公司企业、机关，还是军队，这四个字都是管理学的百科全书。”由此可见司马贺的谦卑态度和对中国文化的欣赏。

　　司马贺教授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管理学院的名誉教授，在与中国学界合作研究期间，司马贺教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

　　1994年6月8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经过409名院士无记名投票，14名在国际上具有崇高学术地位并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学者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可惜这次当选的他因为年事已高，没能来到现场。

　　司马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八十年代末，飞机抵达北京的那天正好是那次重大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刻，他从飞机上给中国朋友发来消息：目前这个情况我无法按计划进行工作了，我衷心祝愿中国平安早日度过难关。

成长经历与生平轶事

　　父母及舅舅影响了他的一生

　　司马贺1916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亚瑟（Arthur Simon）是一个德裔犹太人，并在德国获得工程师学位后于1903年迁居美国，并成为一名电机工程师和发明家。父亲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不论是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还是维修房屋抑或种花种草等手工活，父亲都很有兴趣，而身为一个德国人，又让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至于这些兴趣领域都很在行。无疑，这些对幼年的司马贺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母亲是一名钢琴家，她的家庭有犹太、路德教派及天主教混合背景，祖上曾在布拉格制作钢琴。司马贺自幼就学琴，他的钢琴水平也是很高，经常邀请一些演奏小提琴、中提琴和其他乐器的朋友来家里举行演奏会。他见谱能奏，在很长时间不碰钢琴之后，还能以精准的音符和节奏弹奏莫扎特的奏鸣曲。

　　司马贺有一个求知若渴的舅舅（Harold Merkel），舅舅喜欢早上一起来就爬到公园的树上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完书再回家吃早饭，受舅舅的影响，他热爱上了阅读，尤其是经济学著作，这对司马贺未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启蒙作用，司马贺还读了舅舅的经济学和心理学著作，他“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了社会科学”，他总是大量阅读，广泛涉猎，舅舅还激发了他对辩论的热情。

　　司马贺在幼年时期自发发展了对邮票、昆虫和国际象棋的兴趣，但他不是一个孤僻的孩子，从高中开始，他加入了童子军和各种学校俱乐部（辩论、科学、拉丁语和学生会），并成为其中许多俱乐部的领导者。

　　与许多犹太家庭一样，与家人共进晚餐也是一个刺激的社交时间，家人热烈讨论政治和科学。他喜欢听大人说话，也喜欢向他们提问。他是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常客，查阅百科全书和年鉴，并阅读舅舅的书。当被问及长大后想做什么时，他用标准的方式来满足提问者，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最喜欢学习，他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知识分子。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司马贺爱好广泛，主要有五大爱好，分别是徒步旅行，绘画，国际象棋，弹琴，学外语。

　　司马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步行上班。司马贺的大半辈子一直住在离卡内基梅隆大学附近一处住所，从他家步行到学校要半个小时。每天早上 8 点钟前，他从家里出发步行走到学校；下午 5 点，他从学校按原路步行回家。不论严寒酷暑，他都这样步行上下班，坚持了 30 多年。他不但对另外一位犹太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产生了学术上的影响，可能也影响了后者散步的习惯。除了散步，司马贺还热衷于登山，他偶尔会在世界各地的山区攀登和露营，他最后一次认真攀登是在 1981 年他 65 岁生日时在阿尔卑斯山进行的，他一个人在客栈之间徘徊。

　　尽管他是色盲，他喜欢绘画，他还给自己画过一些自画像。因为他的色盲症，他不得不在大学专业时放弃自己本来倾向的生物学，理由是怕在实验室里感到难堪，或许他是一个被色盲耽误了的伟大医学或生化学家。

　　司马贺在高中自学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以法语为例，司马贺在学习法语时，不太注意正式语法，几乎不参考词典就可以阅读基本文章，进而阅读严肃的法文政治书籍——卢梭和孟德斯鸠，觉得虽然难一些，但还能理解。从那以后他一直以流利地阅读法文作为消遣。继而开始学习其他语言，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独立学习。他可以用包括中文在内的 20 多种语言阅读专业书籍和论文，用 6 种语言阅读文学作品消遣。

　　司马贺唯一不设限的爱好是阅读，甚至在他夫人在产房生产时，在外焦急等待的司马贺手里还拿着一本《矢量分析》。他说：“阅读就和吃饭一样，是每天必做的事情。我阅读的涉猎几乎包罗万象。我对文字的饥渴程度远远超越了我对食物的饥渴”。我阅读经典，认识了怀特海德和罗素；并把布尔逻辑应用于神经网络的工作；我和香农一起研究转换电路……机械计算机和IBM的穿孔卡片机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想了解狭义相对论，学习微积分集合，为研究广义相对论做准备。我在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学行为》出版后数周就读完了这本巨著。我还连夜如饥似渴读完了罗斯•阿什比的《大脑的设计》。我对科学领域内最前沿的活动嗅觉敏锐， 我全部的选择都是基于对良机的认识和判定。”

　　他在大学的大部分课程基本都是自修，除了一门课——“拳击”，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对于像司马贺这样口味多样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他常说本科时只选修了一门课程，那就是拳击，他得到了“B”。其余的，基本靠自学和参加他选择的讲座。

　　司马贺高中时就喜欢玩国际象棋，后来大学没玩了，等到四十岁左右，他又拾起了这个爱好，在市国际象棋俱乐部下棋，没多久就参加市锦标赛，击败了当时全市最厉害的棋手。但司马贺说“我感到内心不断增强的竞争意识。我一周得花费一两天的时间，才能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棋艺，但这样的时间我耗不起”，于是他放弃了下棋。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拒绝了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名校邀请他参加校管理委员会。这是很大的荣耀，司马贺内心也很愿意尝试。但是，“考虑到自己要花大量时间去思考教育政策问题，要依靠激励他人来做出贡献；要跟人们培养感情，从而展开合作……最终，还是下决心只为卡内基梅隆大学服务。”

　　司马贺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就好比我们无法同时忠于两个爱人。”他远离时事，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新闻，以减少时间浪费。因为他觉得报纸上的东西，要么是重复过去的，要么就是他差不多已经预测出来的。

　　赚大钱是一种赌博行为

　　司马贺每年都会留出四天时间，专门用来考虑进行投资和其他理财事项。司马贺把家庭绝大多数存款都投入到了类似于指数基金这样的理财产品，“这意味着，我不需要每日、每月关注股市，进行短期交易”

　　他对赚钱的态度是：“赚大钱是一桩非常刺激的赌博。这种赌博不是我们平常随时收手的赌博。除了要赢之外，我可能会更加计较可能出现的输的情况。这样就会让我整天生活在得不偿失的状态中。太麻烦了！”

　　家庭美满且充满人情味

　　1937年，司马贺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秘书多萝西·派伊结婚，他坦言：做过的最好选择是说服多萝西娅·派伊在1937年圣诞节那天嫁给他。他的夫人对他的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1960年他还与夫人一起做了一个心理学实验，结论是人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效率取决于启发式函数。

　　他与多萝西的婚姻持续了63年，他们育有两女一子。夫妻俩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了 46 年，从不想搬到更高档的地方。搬家时，他坚持要搬走的唯一财产是他的钢琴，那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小型三角钢琴。

　　司马贺在自传中说他担心他对工作的奉献（通常需要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使他成为一个不太完美的父亲。但大女儿凯瑟琳回忆道：“虽然父亲总是认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我尊重他对工作如此投入的事实。我一直将他视为值得效仿的榜样。尽管父亲工作时间很长，但总是和家人一起吃饭，而且他总是带领他们进行热烈交谈。她父亲的研究生经常被邀请去吃饭，这也增加了谈话的氛围。”

　　司马贺对学生总是充满耐心，有一次某校邀请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他在一个宿舍楼演讲并与一群新生交谈。他讲完之后，大家都坐在地板上吃着三明治，许多学生们挤在他身边问这问那，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他的另一位教授同事过来催他，他担心司马贺会变得不耐烦和疲倦，侧身问道：“你准备好离开了吗？”，司马贺答道：“不，你走吧，我在这里会没事的。”西蒙博士回答。

司马贺邀请中国学者一起交流

　　司马贺教授曾与中科院心理所朱新民先生共同研究了一个自适应学习课题，是他们称之为“做中学，例中学”，他们的论文在美国发表时，司马贺教授特别把朱新民教授的名字放在前面。对此，朱新民先生回忆中说到：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不唯我独尊，他不与人争论自己的观点就是对的，他总是为人谦和，我去美国他们夫妻亲自去机场迎接，接去家里吃饭。他不但有着孜孜不倦的老科学家的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并传承着一种在人类生活中相当宝贵的协作、友爱、宽容和无私以及富有人性光辉的精神。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司马贺这样的良师益友。

　　1968年，他被邀请加入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有机会接触大量政治权势，但司马贺只关心科学事务；1972年，他拒绝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校长职位邀请，理由是他想把更多时间投入研究工作，而不是琐碎的管理工作。

　　司马贺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鼓励打破边界的人。他鼓励打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打破技术和科研之间的界限。他承认学科在学术界的作用，用他的话：“如同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起的作用一样不可或缺。”但是他也感慨：“学者们通常是在本学科的发展和文化中度过一生的，很少有人能摆脱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造成见识和眼界不够的问题。”

　　司马贺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我诚然是一个科学家，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我曾经在科学迷宫中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难免互相借用。但我对我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是尽了力的，从而是有贡献的，这也就足够了。